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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的滚球app,研究食盐 破解乐山趴病流行之谜

[摘要]一天,两个趴病患者先后被送到医院,梁正伦在询问中意外得知他们竟然购买同一口盐井出产的盐。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他旗下的企业由天津迁至四川,其中久大盐业公司迁往自贡,永利化学公司和黄海化学研究社迁往乐山境内的五通桥。因为出产盐的缘故,乐山人口味普遍偏重。其实,乐山及周边早有趴病患者出现,但并没有人去深究。趴病终于得到有效的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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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的滚球app,身边档案/嘉定旧事16

徐杉 文/图

1930年,加拿大医生梁正伦到嘉定时,乐山与中国大多数地区一样,医疗条件落后,卫生防疫基本处于空白,结核、疟疾、天花、伤寒、霍乱等传染病流行。每遇爆发高峰期,不少人难逃死亡魔掌。

而在这些病之外,乐山还流行一种地方病,当地人称“趴病”,也有称“粑病”、“疤病”等。

发病者意识清楚,但是四肢麻痹,浑身乏力,有的连话也说不出来,严重时会失去生命。

武汉大学在1938-1946年抗日战争期间西迁乐山,“趴病”曾让不少教师学生谈虎色变。

1947年梁正伦全家,后排右为菲丽丝

可怕的趴病

教授们吓得携眷东去

《武汉大学校史》(1893-1993)记载:营养不良,医疗设备奇缺,加上乐山特有的地方病——疤病的袭击,致使乐山时期武汉大学师生的死亡率越来越高。统计数据显示,武汉大学武大自1938年4月迁乐山到1940年底为止,三年时间,仅学生因病死亡者达五六十人之多。其中1940年9月至10月底的50天内,就有五位学生死亡。到了1943年暑期,在短短一个月内又有七位女学生相继死亡。

据不完全统计,自1938年4月至1943年8月的五年内,一个仅有1700多人的学校竟相继死亡了100多个学生。

这个骇人听闻的死亡率,使学校公墓不得不一再扩大。因此,学生们把武大公墓称作学生的“第八宿舍”(学生宿舍实际只有七舍)。

武汉大学化学系主任叶峤教授回忆当时情景说:“初到乐山,疤病确实吓人。教授们因疤病轻,医好后不能再在乐山居住下去,只好携眷东去归,另谋出路。”

那时期在武汉大学就读的孙法理后来在“琐屑的往事”一文中也写到趴病:

“……直到抗日战争时期,乐山仍然很带野气。铜河的滚滚浊流,斑竹湾两手合抱的野藤,凌云寺、乌尤寺的丛林,还有厉害的蚊子,都带着蛮荒味儿。尤其是趴病,躺在床上便瘫痪了,严重时会死亡。抗战初期迁入乐山的武汉大学师生中,就有人死于此病……”

另外,徐博泉在其《抗战时期武汉大学师生生活一瞥》中说:

“据统计,武大迁来后至1943年,死于趴病的达三十七人。都是外省人。全葬在老霄顶外坡草丛中……”

钡含量超标

引发“趴病”的重要原因

最初,有人将趴病患者送到仁济医院,但是医生无法确诊这是何种病症?也就不能对症下药,更谈不上根除疾病。

当接连出现几例类似的患者后,梁正伦意识到这是一种尚未认识的新病种,于是着手开始调查。

他发现发病者往往是睡后醒来忽然浑身乏力,四肢麻痹,追问前一天的饮食起居,有无接触异物等等,大多有头天“打牙祭”、“吃油大”(方言:指吃肉或聚餐)的经历。而这些食物并无异样,问题到底出在哪里?

这个问题困扰梁正伦很久,曾经一度作为运动神经疾病治疗,但收效甚微。梁正伦又对患者发病前一天接触过的物体、吃过的食物一一记录,反复分析排查,开始对他们使用的食盐产生了怀疑。

一天,两个趴病患者先后被送到医院,梁正伦在询问中意外得知他们竟然购买同一口盐井出产的盐。

这个意外发现再次印证了他早先的怀疑,于是亲自到那口盐井调查取样。

最后通过与武汉大学,尤其是内迁到五通桥的黄海化学工业研究社实验分析,发现问题果然出在食盐上!原来食盐中化学元素钡的含量超标,钡是碱土金属元素,与水作用成氢氧化钡,有毒。

黄海化学工业研究社前身为久大塘沽盐厂的化验室,由著名的民族化学工业开拓者与奠基者范旭东创办。范旭东早年曾留学日本。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他旗下的企业由天津迁至四川,其中久大盐业公司迁往自贡,永利化学公司和黄海化学研究社迁往乐山境内的五通桥。

乐山是中国西南重要的井盐产区,境内犍为、五通桥、井研等地盐井、盐灶密布。

因为出产盐的缘故,乐山人口味普遍偏重。再加上平时难得吃上一次肉,一旦吃肉不撑得十二分饱不肯放下筷子,于是盐的摄入量大大增加。

更主要的是,当时食盐提纯技术不过关,所含钡超标,因此钡中毒成为引发“趴病”的重要原因。

其实,乐山及周边早有趴病患者出现,但并没有人去深究。抗日战争期间外地人大量涌入,病情集中地爆发,这才引起人们的恐慌。

为了避免人们对趴病的恐慌,国民政府一度下令将两口钡含量特别高的盐井关闭。趴病终于得到有效的控制。

后来有关乐山趴病研究在国外医学刊物上发表,这个病种被定名为“嘉定痹病”。

菲丽丝(左)和她的小妹(右)与作者(中)

小雨的夜晚

到jack墓前合掌三鞠躬

2012年,梁正伦的女儿菲丽丝(phyllis)与其丈夫jack2012年曾经返回乐山,他们本想去峨眉山新开寺看看当年的旧居遗址,梁正伦在新开寺别墅是13号,可由于多种原因未能成行。

让他们感到欣慰的是,圣水禅院的住持宽忍法师带他们参观了正在重建的大峨寺。

大峨寺是加拿大在峨眉山最早的避暑之地,后来迁往新开寺。那天与宽忍法师品茶叙旧,夫妻俩十分愉快,相约以后再来峨眉。

不想这却是jack最后一次旅行,2014年jack2014年因病去世。

phyllis与jack的三个孩子都不在身边,宽敞的别墅里phyllis形单影只,经常长久地坐在电脑前看过去的老照片。

为了不引起phyllis伤心,采访中我一直避免提及jack。

采访phyllis的当天晚上,我们受邀参加glenn edward owen、bryce vickers owen兄弟俩举行的晚宴。他们俩分别于1935年、1937年出生在重庆。1941年一个大雾弥漫的日子,兄弟俩的父亲(中文名吴以文),因需从南岸渡江去市区办理一件急事,见渡船停渡便搭乘一艘小舢板。不料刚离岸不远就触礁翻船,吴以文的遗体几天后才找到。父亲去世后,兄弟俩就随母亲返回加拿大。虽然成年后他们没有再返回中国,但是一直念念不忘,最近正计划到重庆祭奠父亲。那晚到glenn edward owen家参加聚会的六家人均与中国有关,于是整个晚上的话题都围绕中国展开,大家相谈甚欢。

返回已是晚上10时已过10点多,天上下起小雨,人烟稀少的乡间异常安静。phyllis车速飞快,一路沉默。开了一阵忽然拐入高速路边的一条岔路,四周漆黑,阒寂无声。车灯穿过雨帘,只能大致看清左右的景象。

忽然,我看到几块墓碑,接着越来越多,密密麻麻一片,我这才意识到这是一处公墓。

不一会,phyllis把车停在路边,指着不远处一块墓碑说:“jack在那里。2012年我们一起去乐山,现在你从乐山来,去看看他吧……”

事出突然,我没有任何准备,甚至没有一枝花,一炷香。我走到jack墓前,以中国人的礼仪,合掌深深向他三鞠躬。

货船不幸翻沉

家具书籍及生活用品损失

返回车上,我的头发如同水洗一般,phyllis没有下车,默默地坐在方向盘前,黑暗中我看不到她的表情,无法猜测她在想什么。

待汽车再次行驶上路,phyllis依旧没有说话。走了一阵,迎面来了一辆车,会车时对方的灯光让我无意间看到她面颊上满是泪水,她咬紧嘴唇,不让自己发出声音。我这才意识到,她是把巨大的悲哀强压在心头!

回到家,phyllis拿出父亲在乐山时拍摄的一些老照片,得知梁正伦曾经居住的老宅,在今天乐山职业技术学院白塔街校区内,不过已经被拆除。

我们由梁正伦的故居谈到白塔街,再谈到消失的白塔。phyllis说,一位受聘仁济医院的中国医生与父亲闲聊时叹息道:我与太太怎么只生女儿?

梁正伦半开玩笑半认真答:到这个医院工作就要做好只生女儿的准备。

对方问何故?梁正伦就把有关白塔的传说讲给他听,最后还补充道,我与太太的几个孩子都是女儿。

的确,梁正伦的四个孩子都是女儿,但他从不重男轻女,而是开玩笑说自己被白塔的咒语言中了!

如今生活在乐山城里的人,大多不知白塔街是由玉凤山上的白塔而得名。而在加拿大采访,几乎每一个家庭都会提到嘉定城里的白塔。

1939年梁正伦被调到重庆,任重庆仁济医院院长,一家人依依不舍离开嘉定。不幸的是到达重庆后,才得知从嘉定到重庆的货船不幸翻沉。梁正伦的家具、书籍、以及生活用品损失殆尽。

phyllis说,父亲对此从没有埋怨,而是庆幸自己用医术给处于战争、饥饿、疾病中的中国人民解除痛苦,带去福音……

不平凡的交情

父亲与冯玉祥将军成为朋友

梁正伦1939年被调往重庆,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重庆成为日本侵略者空中重点打击对象。从1938年至1943年,据不完全统计,日军出动9000多架次的飞机,轰炸218次,投弹11500枚以上,死者达10000人以上,超过17600幢房屋被毁,市区大部份繁华地区被破坏。

梁正伦所在的医院,作为重庆第五重伤医院,专门收治城区和南岸地区被日机炸伤的人员。同时,梁正伦还被委任为重庆救护队第八中队长。

phyllis回忆说,父亲在重庆期间与冯玉祥将军成为朋友。

冯玉祥是1938年随国民政府迁来重庆,第二年初买下了当地乡绅张海南位于重庆市沙坪坝区陈家桥镇的一幢四合院,取名“抗倭庐”,表达抗击日寇的决心。

冯玉祥时不时来梁正伦家里做客。时间稍长,phyllis只要看见母亲在厨房里忙碌,就知道冯玉祥必定来。

冯玉祥特别喜欢phyllis妈妈做的牛扒,一边吃一边赞扬,声音非常洪亮。有一次冯玉祥来访,带了一本连环画赠送phyllis,告诉她书中都是中国历史上有名的女英雄,并特地给她讲了宋朝梁红玉的故事。

phyllis听得如痴如醉,最后冯玉祥给她起了中文名字:梁玉。这说个“玉”字,有几层含义,希望她长大后做一朵铿锵的玫瑰,美丽、勇敢、有所作为。

永远的中国心

唯有“cs”的义务难以割舍

phyllis成年后与父亲一样,也从事医务工作,最初是护士,后来担任营养师。她说,父亲在重庆期间,工作非常繁忙,尤其是抗日战争期间,有时彻夜在医院手术。

一次小妹妹病了,父亲无法回来照顾,保姆几乎三天没有合眼。父亲回来后让保姆回家休息一下,可保姆放不下病中的小妹,犹豫着不想离开。父亲说,我是医生知道如何照顾病人,两人正说着话,不料已经睡着的小妹忽然爬起来大哭,伸手要保姆抱,不断嚷嚷:“我要大娘,不要爸爸,不要爸爸……”

那时phyllis姐妹称家里的中国保姆为“大娘”。大娘既如同她们的亲人,也是她们的第一位中文老师,感情深厚。

离开的那天早上,phyllis在餐桌上又说起大娘。我问大娘何时离开他们一家?phyllis说,大娘从未离开,她一直在我心里!

1951年,他们一家离开中国时,本想把大娘一家也带去加拿大,可最终由于各种原因未能成行。

父亲担心孩子们舍不得大娘,到时可能拉着大娘手不登船,便在头天晚上悄悄让大娘先离开了。

蒙在鼓里的phyllis,直到上船没有看到大娘追问时,父亲这才告诉她们:大娘已经走了。姐妹几个顿时大哭起来。父亲安慰她们说:“大娘老了,海船颠簸会生病,我们以后可以到中国来看她……

说到此处,phyllis泪眼朦胧,好一阵没有说话。当她有机会再次返回中国时,四处打听大娘后人的下落,可是音讯杳无。对此,她一直耿耿于怀。

phyllis是现任“cs”聚会委员会主席,这场发起于1936年的聚会已经延续了70年,参与聚会的人几乎都与中国有关。已近80岁的phyllis的子女和孙辈都颇有出息,而她却准备卖掉自己漂亮的别墅去养老院。

phyllis深情地说,活到这个年纪一切都能看得开,唯有惟有“cs”的义务难以割舍,因为她的心是“中国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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