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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物丨吴式颖先生的为学之道——走进人类教育历史的深处

[摘要]在开国大典的升旗仪式上,不仅是新中国首次使用了电动装置升旗,那也是升起的第一面新中国的五星红旗,意义重大,不容有失。《护航》以“备飞”女飞行员的独特视角再现2015年9月3日纪念抗战胜利70周年阅兵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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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

吴士英先生是

吴士英

他来自安徽省泾县,1929年9月24日(农历)出生于河南省信阳市。他于1949年9月进入华中大学教育系。1957年,他毕业于苏联列宁格勒赫尔岑师范学院。他后来在国家教育科学研究所工作。1973年至1999年,他在北京师范大学任教,并担任教授和博士生导师。出版学术专著《俄罗斯教育史:教育现代化视角下的调查》;参与编写《古代外国教育史》、《外国教育简史汇编》、《外国教育通史(第4卷和第6卷)》和《外国教育家评论(第3卷)》等。主编:《现代外国教育史》、《外国教育史教程》、《中外教育比较史纲要》(现代版)、《外国教育思想史通史》(十卷版)等。发表学术论文《拉夏洛泰及其《论国民教育》和《克虏伯斯卡娅及其教育思想简论》等。

吴士英先生于20世纪50年代在苏联列宁格勒赫尔岑师范大学学习。回国后,他长期致力于中国外国教育史的建设和发展,培养了一批外国教育史专业人才,为新中国的外国教育史建设做出了突出贡献。

一、在困难中追求新知识:李先生的学习方式

王先生早年饱受战争之苦。1937年,为了避免日本轰炸,王先生带着家人逃离信阳,先去武汉,然后去南方。他先后住在湖南长沙、益阳、湘潭和衡阳。1944年,长沙失守,衡阳岌岌可危。王先生和家人从他居住了两年多的衡阳乘火车来到桂林。那是夏天,火车上的卫生条件极差。霍乱、痢疾和其他流行病很普遍。疾病和死亡时有发生。为了预防疾病,王先生的父亲一再敦促他的家人挨饿,而不是吃不干净的东西。这段经历对李先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他经常洗手,注意卫生。到目前为止,李先生已经养成了一种生活习惯。

据张先生回忆,早年曾先后就读于河南信阳商会小学、湖南湘潭石滩镇小学、衡阳桂香铁路轮岗小学和衡阳盐务局慈宝小学。在进入慈宝小学之前,他的名字是“爱珠”。他不喜欢这个名字,所以他请当时的班主任魏老师改了他的名字。魏老师从吴应生的父亲那里取了“英”这个词,给他取名为“石英”,意思是“模仿他的父亲”。

王先生的中学教育在重庆中央大学中学沙坪坝分校、南京中央大学中学、浙江大学中学和长沙明贤女子中学断断续续地完成。在中央大学附属中学沙坪坝分校读完初中一年级后,李先生在各门课程,尤其是作文方面取得了优异的成绩。他经常在课堂上被中国老师大声朗读作为榜样。在浙江大学附属中学学习期间,在最困难的时候,他不得不典当棉衣谋生。然而,尽管生活艰难,但这并没有影响李先生必须上学和学习的信念和热情。

1949年9月,进入华中大学教育系(辅修生物学)后,王先生系统地学习了教育概论、教育统计与测量、教育史、心理学等课程。他还阅读了孟宪成的《教育概论》、kbutch的教育方法和案例、姜奇的《西方教育史纲要》、童蕾群的《西方教育史》等专业著作和大量文学作品。许多年后,当回忆他在华中大学的学习生涯时,李先生说《钢铁是如何炼成的》一书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从那以后,“一个人应该如何度过一生”成为李先生最重要的问题。在学习专业知识的同时,我开始认真思考如何成为一个有价值的人,以及如何将个人活动与社会进步联系起来。在此期间,李先生得到华中大学党组织的帮助,并于1950年6月30日加入中国共产党。

1952年秋天,王先生被选中到苏联学习和教育。在学习俄语10个多月之后,王先生于1953年8月下旬乘国际列车抵达莫斯科。在此之前,党和国家领导人刘少奇在中南海怀仁堂给将要出国留学的学生做了一个报告。刘少奇同志在报告中对大家说:“你们去苏联学习,一年的生活费相当于全国数百农民的辛勤劳动。”王先生在湖南农村住了很长时间,对农民的情况非常了解。因此,刘少奇同志的报告在刘先生的记忆中仍然记忆犹新,成为他努力学习和工作的动力。

抵达莫斯科后,王先生被分配到苏联列宁格勒赫尔岑师范大学教育部进行本科学习。他系统地学习了学校卫生、普通心理学、教育学、俄罗斯教育史、外国教育史、俄语教学法、算术教学法、教育学专题、教育经典名著研究专题、教育心理学专题、教学理论和德育专题等专业课程。在课程学习中,王先生在掌握系统的教育专业知识的同时,也尊重一些致力于人文教育的教育者。他决心以教育家为榜样,回国后致力于祖国教育,用实际行动回报祖国和人民的善良。

由于在中国学习俄语时间短,语言准备不足,王先生在赫尔岑师范大学面临的第一个问题是语言能力。在回忆当时的学习情况时,王先生说他一开始什么也不懂,整个第一学年都很难。为了通过语言障碍,王先生采取了以下方法:上课认真听讲,课后借用苏联学生的笔记抄写,借助字典慢慢学习,尽快阅读老师指定的参考书。在苏联学生的帮助下,李先生能够理解老师在课堂上教的东西。王先生说,那时,包括王先生在内的中国学生学习非常努力。当学校图书馆关门时,他们总是在晚上11: 30离开。回到宿舍吃了一顿简单的饭后,他们会继续学习一段时间。下午2点或3点上床睡觉是很常见的。我丈夫一生非常节俭,所有节省下来的生活费都用来买书。四年后,王先生的体重从出国前的100多公斤下降到只有80公斤。四年级上学期,一节课结束了。刚离开教室,王先生就晕倒了,被送往医务室抢救。经过四年的努力工作,田天道先生获得了列宁格勒赫尔岑师范大学教育系学校教育专业一名优秀学生的文凭,成为当年四名优秀毕业生之一。

早年系统的专业研究和对新知识的不断追求,为王先生后来开展系统的学术研究,在追溯人类教育历史的过程中发现人类教育的历史规律,系统总结不同国家和民族教育文化交流与发展的历史经验提供了坚实的知识基础和学术支持。

第二,探索人文教育发展的历史规律:王先生的学术风格

1957年7月和8月,陈先生回到中国,被分配到国家教育科学研究所工作。不久,他被指派接待三位来自苏联的专家,他们来到中国举办“苏联国民教育展”,并参与了《苏联国民教育概论》小册子的编写,这为王先生的学习开辟了道路。

在教育研究领域,王先生一直主张“教育理论研究离不开教育实践”,不喜欢书与书之间的空谈。1959年初,李先生在山西省稷山县完成了一年的劳动。

回到国家教育科学研究所后,他积极参与小学教育调查,在实验小学上课,并专注于小学算术教学。本研究的结果是,1959年《北京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第4期发表了《试论小学算术教学中的几个问题》。根据王先生的记忆,这篇文章不是他自己当时提交的。这可能是北京师范大学教育部教材教法教研室参加活动交流的同志推荐给《北京师范大学学报》的。后来,王说,他通常不愿意自愿捐款。有些发表的文章要么是编辑同意写的,要么是由于工作任务需要编辑和发表的。

1961年春,应曹福先生的邀请,曹福先生参加了曹福先生主持的《师范院校外国教育史》借来的版本的编纂出版工作。这本教科书于1962年5月由人民教育出版社出版。1962年秋,曹福先生还参与了由曹福先生领导的第一本自编教材《外国教育史》的编写。王先生非常重视参与编纂的机会,并认为这是他自己将“教育史”确定为专业方向的一个重要起点。作为写作团队中最年轻的成员,曹福先生、腾大春先生、马熊吉先生等写作团队成员虚心学习,对国外教育理论和实践的发展有了更深、更全面的了解。为了写《拜占庭教育》,王先生多次去北海后门附近的北京图书馆查阅俄罗斯资料,并做了很多笔记。

在“文化大革命”初期,李先生第一次当了一段时间的“吟游诗人”。1969年10月下旬至1971年秋,李先生被分配到安徽省凤阳县农村教育厅“57干校”参加劳动培训。不规则的生活和繁重的劳动使李先生患上了严重的胃溃疡。领导们同意李先生应该回到北京治疗疾病,并在国家教育科学研究所做剩下的工作。每次谈到这一点,让徐先生兴奋的是,在清点外文资料室的时候,他不小心发现书架角落的地板上散落着一袋东西。当他打开它时,原来是徐先生参加的《外国教育史》教材编写小组完成的编写大纲和几章手稿!这些材料凝聚了我国外国教育史学科创建者的心血,因此免于迷失的命运!

1973年11月,朱先生被调到北京师范大学,与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史系的王天一先生、夏志连先生、朱美玉先生和曹萧宁先生一起开展外国教育史研究。

1975年1月,时任教育部部长的周荣欣提出了“学习一点教育史”的要求。在这种情况下,李先生应教育部官方出版物《教育革命通讯》(Educational Revolution Newsletter)的邀请,撰写了几篇关于“外国教育发展史”的报告,并撰写了一篇以赫尔巴特为代表的传统教育思想的学术论文。

1976年9月至1978年6月,王先生和曹萧宁先生合作编纂了《苏联教育大事记》,该书约9万字,详细记录了1917年11月7日至1924年2月2日苏联教育的重大事件,为苏联早期教育改革的研究提供了基础。20世纪80年代初,王先生在《教育研究》、《华东师范大学学报》、《外国教育》和《教育研究通讯》上发表了《从20世纪60-70年代苏联教育的发展到瓦萨霍姆林斯基》、《赞科夫的教育实验及其教育思想》、《克鲁普斯卡娅与苏联教育》、《苏联当代教育史学家谈师范院校教育史中的教学与科研问题》、《关于20世纪20-30年代苏联通识教育的建设与通识教育改革》等学术论文。为了借鉴苏联发展通识教育的经验,王先生在《关于20世纪20年代和30年代苏联通识教育的建设和改革》一文中,结合20世纪20年代和30年代苏联教育发展的历史经验,说明普及中小学教育不仅是提高人民政治觉悟和文化科学水平的中心环节,也是办好职业教育和高等教育的基础。

他还应邀为北京第八中学、教育行政学院、北京钢铁学院、北京市教育委员会等作苏联教育理论与实践的学术报告。他还去了杭州大学和南京师范大学做苏联教育的学术报告。

写《古代外国教育史》也成为王先生在80年代初的一项主要学术活动。1981年6月,人民教育出版社出版了曹福、滕大春、吴士英、蒋文敏合著的《外国古代教育史》。这是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学者独立编写的第一本外国教育史教科书。在内容安排上,教科书包括“古代东方国家的教育”、“拜占庭的教育”和“古代日本的教育”。它展示了古代东方文明的教育历史,如古代巴比伦、亚述和埃及的两个流域和尼罗河流域。在一定程度上,它打破了外国教育史教材编写中“以西欧为中心”的旧传统。

1982年至1988年,李先生参加了滕大春先生主编的国家教委“七五”教材建设项目“近代外国教育史”的工作。他承担了撰写《17世纪中期至18世纪中期的俄罗斯教育》、《18世纪末至19世纪中期的俄罗斯教育》、《乌申斯基的教育思想》以及除《巴黎公社的教育改革》之外的所有法国教育内容章节的任务。他还与金强先生合作完成了《斯宾塞的教育思想》一章。后来谈到这本教科书时,王说,这本书对杜威、赫尔巴特等教育学家的教育思想作出了更全面、更现实的评价,他们在过去受到了极大的轻视,并积极努力用马克思主义的方法克服“以西欧为中心”的外国教育史研究和对教育史过于简单化、公式化的理解。

在完成《现代外国教育史》的写作任务的同时,王先生还在教育科学出版社的同意下组织编写了《外国教育史简编》。该教材出版于1988年,并于1989年获得《光明日报》首届全国优秀教育理论图书奖。它被许多师范大学选为本科教材。关于教科书的受欢迎程度,2004年,王程序先生在给王先生的贺卡中提到,“你编辑的外教历史简介在销售名单上名列榜首,这是非常令人欣慰的。”然而,在他的记忆中,王先生还提到没有主编来编纂外国教育史。王先生与赵荣昌先生、黄学普先生、李明德先生、单忠辉先生、徐裁决先生共同签署。

他主持完成了“八五”重点科研项目“国外现代教育史”,出版了《国外现代教育史》(人民教育出版社,1997年12月),这是20世纪90年代的一项重大学术活动。项目合作伙伴包括李明德先生、单忠辉先生、石景焕先生、徐小周先生等。张炳贤博士、朱红旗先生、杨孔奇先生、陈茹萍先生、王宝兴先生均参与了本项目的研究和写作。关于《现代外国教育史》的主要学术成就,王先生总结如下:在现代外国教育史的分期问题上,他摒弃了传统的更多政治分析的方法,而是全面分析了19世纪末20世纪初世界经济、政治、文化和教育的发展,并将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欧美教育创新运动作为现代世界教育的起点;在展示20世纪现代教育发展历程的同时,注重分析各国教育的影响,寻找教育思想与教育实践的联系,系统总结20世纪外国教育发展的历史经验。

1993年1月,跟随张先生攻读外国教育史博士学位的张宾贤、朱红旗、朱旭东、杨孔奇、吴国桢、陈茹萍和王宝兴获批准参加由张先生主持的国家教委博士项目人文社会科学研究基金项目。王先生带领大家对教育现代化理论、各国教育现代化的历史进程及其历史经验进行了深入探讨,最终建立了一个从教育史角度分析教育现代化的理论框架,展示了世界主要国家教育形式的历史变迁和教育现代性的成长。

1995年至1998年,李先生主持编写了《外国教育史》。教材编写区的出版充分体现了“求新”、“实事求是”、“提高”的原则,坚持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立场,充分利用最新的研究资料和研究成果,辩证地呈现了教育与政治、经济、科学和文化的历史联系。《外国教育史教程》第一版于1999年8月出版。2002年获教育部全国普通高等教育优秀教材一等奖。

1995年至2002年,由任尹仲先生和任尹仲先生编辑的十卷本《外国教育思想史》出版。关于编写外国教育思想史的指导思想,王先生反复强调:“我们写的是外国教育思想史,而不是西方教育思想史。”王先生一直主张学术研究应以教育实践为中心,具有现实意义。为了体现编写《外国教育思想史通史》的现实意义,王先生提出编写《外国教育思想史》的目的是通过梳理几千年来人类教育思想产生和发展的历史进程,找到人类教育思想演变的内在逻辑和发展脉络,把握人类教育思想发展的客观规律,从而为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逐步建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教育体系提供参考。他还为《外国教育思想史》写了近7万字的“总序”。王先生说,为了完成这个“大项目”,她日夜工作,每天睡得很晚。2002年10月,10卷480万字的《外国教育思想史》正式出版。该书于2003年12月获得第六届国家图书奖,受到专业同行的广泛好评。

进入21世纪后,已经从家庭退休的王先生“不停地退休”,仍然致力于他在外国教育史上最喜爱的研究事业。他继续独立撰写和出版题为《俄罗斯教育史——教育现代化视角下的调查》的专著。主持完成《教育词典》(合订本)中《外国教育史》词条的修订和出版;参与修订《中国百科全书》第二版条目《外国教育史》;完成《教育:让历史揭示未来》文集的遴选和出版;参与编写《中国教育百科全书》;修订并出版《外国教育史教程》。

让我们的学术接班人和学生更加钦佩的是,目前,90岁的李明德先生和90岁的刘先生正在带领全国的外国教育史学家撰写20卷的《外国教育通史》!

关于国外教育史学术问题的研究,王先生强调:“我们批评苏联学者在教育史研究中使用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的简单化和抽象化倾向。但是,我们不能抛弃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而要坚持以它们的基本思想和方法论为指导。此外,当我们研究历史时,我们坚持“理论来自历史”的原则,而不是提出一个观点,然后收集数据来证明它。当我们研究教育史上的人物和事件时,我们总是在人物活动、教育问题和事件发生和发展的社会历史背景(包括国际和国内背景)下分析和研究它们,而不是孤立地谈论教育。为了了解外国教育发展的历史进程,我们不仅要读几本关于外国教育历史的书,还要学习各种各样的书,如《世界通史》、《哲学史》、《伦理学史》和《宗教史》。"

王先生的专业知识受到他的弟子和同事在外国教育史领域的尊重。早年,他对新知识的不懈追求激励了几代年轻学生。王先生以非凡的学术执着走进人类教育史的深处,在追溯人类教育历史的过程中揭示和寻求人类教育的规律,展示不同国家和不同民族之间的文化教育交流过程,为新中国的外国教育史学科建设注入了丰富的内容和活力,为新中国的教育发展提供了具体有效的历史借鉴和国际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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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中国教师》杂志2019年第10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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